在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第一个被总结并被社会工作者普遍接受的社会工作直接服务方法是（　）.A、小组工作B、个案工作C、社区工作D、社会行政E、社会工作研究

在个别督导过程中，督导在态度和工作内容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有: 一是督导者要诚恳地倾听被督导者的表述; 二是督导者应仔细研究和批阅被督导者的工作记录、服务报告，以便发现被督导者的不足，提出教育的重点;三是督导者应采取接纳的态度，接纳被督导者的感受，经常鼓励被督导者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进行评价和判断，培养其自主思考和批判反思能力，最终实现推动被督导者自我学习和自我训练的目的;四是督导者在提出评价和建议时语气应委婉，以免被督导者出现抗拒心态;五是督导者要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及时提供示范，建议可行的方法和技术，帮助被督导者更直接处理客观情境下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问题。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学科首先产生于西方，这是与西方社会具备了相应的思想基础、时代需要、实践及理论准备、国家干预等分不开的。分析和考察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历程，对我国发展社会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历程
首先，西方社会工作产生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助人思想，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等，是西方社会工作产生的主要思想来源。从17世纪开始，工业化、市场经济在欧美的推进，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社会福利模式逐渐解体，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工作产生的基本时代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开始了早期的社会工作实践，国家、社会在提供社会救助方面的角色加强：英国颁布了《济贫法》，正式承认政府对济贫负有责任，并建立了初步的救济行政制度与救济工作方法，成为各国现代社会救济事业的开端；德国实行特有的救济制度 “汉堡制”“爱尔伯福制”；英国出现了慈善组织会社，兴起了睦邻组织运动。这一时期的社会工作尚存在临时性、非专业性的特点，但为后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基本理念(如助人自助理念)。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西方社会工作进入专业化、制度化发展阶段。国家(政府)对社会福利事务干预的强化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各国陆续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到二战结束，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进入繁荣的 “福利国家”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专业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相继形成、确立下来，社会工作开始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专业。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走向整合，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工作方法逐渐形成、丰富起来，目标模式不断优化，工作对象在不断拓展，适应社会工作需要的多种服务模式相继出现。
(二)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历程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表明：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和工业化、市场经济的需要分不开的；相关的社会福利理念是支撑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国家干预是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力量；发展社会工作需要制度化的空间；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是提升福利服务地位与效果的必然选择等。
首先，发展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原有的社会福利模式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有了发展空间。我们在对原先的福利制度加以改革与完善的同时，有必要加快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其次，吸收中外有价值的社会福利思想，营造适应社会工作发展的理念基础。我们应当有选择地汲取中外有价值的社会福利思想，以营造适应社会工作发展的观念氛围。只有从 “社会责任观”出发，真正将帮助弱势群体视为国家(政府)、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工作的发展才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最后，强化国家(政府)的主导角色，采取切实措施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表明，国家干预是推动社会工作特别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党和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 “建设宏大的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并就如何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落实这些措施必将大大加快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进程。

社会工作行政是将社会政策变为社会服务的活动，宏观上，既要将社区矫正的政策法规变成具体的针对矫正对象的社会服务，又要将服务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以影响政策法规的修订。本题中，先根据政策法规开展宣传服务活动，同时又总结经验，以促进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正是采用了社会工作行政的方法。

本题考查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作用。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作用有：(1)评判专业服务是否适当。(2)保障服务对象的权利。(3)减轻社会工作者伦理抉择上的压力及两难。(4)帮助社会工作者自我反思及价值澄清。(5)奠定社会对社会工作信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