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亚里士多德关于七至十四岁儿童的教育的主要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满7岁应入国立学校，但只限男孩，高深的教育对于女子是不适宜的。这种观点，显然落后于柏拉图了。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说法，七至十四岁是品格教育的阶段，要“净化”非理性灵魂中的不良冲动和欲望。他认为，道德教育有三个要素——自然（天性）、习惯与理智，其中习惯至为重要，如果儿童习惯于运用理智控制欲望，那么他就能避免从恶、养成善行。至于如何培养这种心智判断的良好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要应通过音乐教育。音乐，根据希腊传统，包括诗歌与文学，亚里士多德在这上面添列了绘画，这一主张在学校教育的历史上具有很大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除了供人娱乐和文化消遣之外，更重要的是“确有陶冶性情的功能”，心智若与美好的音乐达到和谐，就能喜爱崇高的东西，痛恨低贱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一定用它（音乐）来培育青年一代”。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重音乐，与他的“文雅教育”思想有关，课程被据以分成两类：有用的与文雅的。前者不高尚、不文雅，服务于事功与实用；后者高尚、文雅、合乎人性，服务于闲暇。音乐既是娱乐，又能陶冶性情，供理智享受，自然就是一种应受重视的“自由和高贵”的文雅学科。
为了“净化”非理性灵魂，体育也很重要。亚里士多德赞成的是雅典式训练健美的和谐发展的体育，他认为体育固然要培养勇敢，但勇气必须伴随有“谐调”而“柔和”的“性情”，不应变得“凶残”和“流于粗俗”。关于体育与音乐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承袭柏拉图。也反映了当时有文化的雅典人的主张，只是在许多方面作了更加细致的发挥。
此外，儿童还要学习读、写、算，但这些不是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内容，只是为了将来的实际效用，例如，为了谋生、处理家事、参与政治生活等等，作为今后进一步学习的工具来掌握。总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这一阶段的教育是以美育（音乐）为重点，智、体各育和谐发展，以完成德育任务。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通过实际活动和反复练习，形成习惯，逐步养成“中庸”、“适度”、“勇敢”等等美德。

杜威认为，从人类经验的传递和延续看，教育是社会继续存在的条件；从人类经验的交流看，教育是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只有使教育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教育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杜威从他的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思想出发，提出了“教育即生长”的观点。他说：“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教育就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的事业”。他赞成卢梭的说法，即“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杜威指出，生长的理想和以下两种教育思想不同：一种主张教育就是从内部将潜在的能力展开；另一种主张教育是从外部进行塑造工作。他说，生长的理想则归结为教育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在杜威看来，本能生长的过程表现为社会性的活动即是生活，“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所以，杜威又提出“学校即社会”，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是雏形的社会。由此可见，“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等提法，涵义相同，互为表里，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当他强调教育的社会方面时，即断言“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当他强调教育的儿童方面时，即断言“教育即生长”；而“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则是两个方面的交叉。
杜威这些教育概念，都是根据他的理论观点，针对“传统教育”而提出来的。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批评，在许多方面是切中时弊而富有积极意义的。关于杜威提出的教育观点，就其强调教育对象的特点、注意实际有用的科学知识和比较生动有效的教学方法、要求教育同实际的社会生活协调一致而言，是有合理因素的，在当时也是比较新颖的。但是，从总体上说，杜威把教育本质归结为一种追随儿童先天本能的生长、适应眼前的即时生活和获取个人主观经验的过程，则是错误的。而事实上，杜威是要求教师注意和引导儿童现在已有的能力，使之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